21.二次下放
1966年全國生產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天福赴京參會，這個會議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周恩來總理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會議給與張天福很大的激勵，作為一個農業科學家，張天福青年時代就決定獻身於農業救國，而這幾十年間的風風雨雨，讓他閱盡人生滄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時光，這次政府下了振興農業的決心，著實讓張天福感動，會議結束了，張天福返回福州後一直有一種時不我待的衝動。
但是，嚴酷的政治現實又一次無情地衝擊了這位視科學為生命的專家。全國生產會議上周總理講話的餘音未消，7月間中共中央就發佈了“十六條”，一場顛覆中國社會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這一次與57年反右運動的區別在於，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之外，也有許多領導幹部被打成走資派，張天福又一次在劫難逃。但造反派們卻對張天福這個資產階級技術權威不感興趣，因為張天福早已被打倒了，並沒有翻身過。在批判走資派時，他僅僅是個陪襯的物件，但造反派在批鬥走資派時，陪鬥的張天福不能倖免。
不久，這一批福建省農業廳與福建農學院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技術幹部，被送到閩東的壽寧縣農村參加勞動鍛煉。下鄉勞動的人員與他們的行李被裝上一輛大卡車，一路向各個安置點開去，每到一處就放下一批人，帶隊的幹部偷偷告知各地的接受人員，這些下放人員都是危險份子，要加以看管。張天福在壽寧縣犀埔公社洋頭生產隊住了三個月，落腳點在生產隊長家的樓上。
壽甯縣是福建的一個山區農業縣，但當時又是一個比較落後與貧困的地方，尤其缺少技術幹部，而這次下放的十多人中都是各部門的技術專家，縣政府從當地缺少專業人員的實際情況出發，將他們調往縣政府有關部門工作，張天福被安排在縣茶葉局，住在茶葉局宿舍裡。
當時壽甯縣在武曲龍虎山國營茶場建立豐產茶園，並在此茶廠安置一批知識青年，讓他們學種茶與制茶，需要一位元茶葉專家做指導，因此，將張天福派駐此茶場，張天福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龍虎山茶場的幹部職工也非常歡迎張天福的到來。
張天福報到後，茶場就開了一個歡迎會，農場党支書兼場長王維春在會上講話，他全權委託張天福負責茶場的生產，要求農場職工聽從張天福的指導。在壽寧的這一段時間裡，張天福還負責當地多個鄉鎮的茶葉生產的指導工作，由於有一些鄉鎮間不通車，只能步行，他常常是今天在甲村工作後漏夜趕往乙村，以便第二天的工作。
不久，有十三位知識青年來到龍虎山茶場，這些青年人從未接觸過茶葉生產，張天福帶領他們上茶山，學習茶園的管理，教他們採茶、制茶，張天福成了他們的良師益友，年輕人常常到張天福的宿舍來，張天福那間小小的房間裡經常擠滿了人，沒有椅子，大家擠坐在床板上，門檻上，請教問題，討論心得，張天福離開學校講臺已經幾十年了，但他在這偏僻的大山深處又帶出了一批學生。
張天福在此積極推廣綠茶機械化生產，改進制茶工藝，使茶葉品質顯著提高，一躍為閩東地區榜首。但是，張天福熱心推廣的機械制茶，在起先的一段時間裡受到當地茶農的抵制，因他們已經習慣於數百年來世代相傳的手工制茶方式，一是對機械制茶技術的不瞭解，二是擔心機械會搶了人工的飯碗。
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張天福到南陽公社，向茶農推廣綠茶殺青機，他送機器上門代為安裝試製，但茶農們非常抵觸，再三通知他們來觀看，但沒有人來，張天福只好請村幹部幫忙，帶上機械設備，親自到在當地有一定威信的茶農家中反復做思想工作，現場演示，張天福的誠懇與執著，終於他們願意接受這些新事物，在他們的帶動下，做通了廣大茶農的工作，才使這種機器得以推廣。
在茶場勞動期間，雖然張天福的專長得到了發揮，但他卻處在一生中最為困窘的時期，由於張天福是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他的家庭受到了衝擊，福州衛生學校的造反派將吳端宜趕出學校，要她帶著子女回到張天福祖籍地破舊的祖屋去生活，但吳端宜拒絕了這個組織安排，福州衛生學校的造反派惱羞成怒，停發了吳端宜的工資，使這一家人生活無著。
在出區的張天福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憤怒與痛苦，但他毫無辦法，唯一能夠做到的是將自己每月36元的生活費和糧票寄回福州去養家，他自己的生活只能降低到最低的水準，買點番薯填飽自己的肚子，歷史重演了，張天福再次陷入1958年的困境，這次不是因為天災，而是人禍。
但是，山上的農民們卻沒有忘記張天福，在他們的眼中沒有什麼人是右派分子或黑五類分子，誰能幫助他們發展生產，提高收入，誰就值得尊重，更何況張天福在當地指導茶葉生產，有一身的真功夫，他們知道投桃報李，十分關心張天福客居異鄉的生活，逢年過節都給他送年貨與雞蛋等，張天福在山區農民中感受到純樸的親情與尊敬。
而作為技術專家的張天福來說，這個時代使他感到一種無奈與痛苦，在茶區的勞動佔據了他所有的時間與精力，在勞動中他雖然不停地考慮茶葉生產的技術問題，但沒有能夠形成論文，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就是寫出了論文，他也沒有資格以真實姓名去發表。張天福在武曲龍虎山茶場廠一直到1979年。
雖然張天福低調地對待自己的不幸，但他是個不向命運低頭的人，他充分地認識到自己只是所謂的歷史問題而遭遇此命運，他逐步認識到自己不應無休止地沉沒下去，因此，每年春節張天福都會在返回福州過年時，去農業廳找有關部門要求落實政策，他還不斷地向省委省政府寫申訴信，但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依然惡劣，張天福的申訴都石沉大海，農業廳的領導勸他再等等，不要寫信反映了，因為在這之前往中央信訪部門寫出的幾封信都被批回到廳裡，但張天福心中是不平的，當年一起下放的十多位技術人員，陸續都返回福州安排了工作，只有張天福與另一人仍沒有回去。
1980年春節前，張天福再次去省委統戰部反映問題，在大門口遇到福建省農科院人事處的幹部，這位幹部見到張天福顯的有些意外，他告訴張天福，省農科院決定將他調來，商調函都已開好了，近日就可向壽甯縣商調，張天福得知這個消息後自然有一份欣喜，但他也知道省農科院領導由於不瞭解情況，將他當成了壽寧縣裡的技術人員，由於省農科院在文革結束後需要技術人員，於是去調張天福。張天福告訴省農科院人事處的這位幹部，自己的人事關係與戶口依然在省農業廳，而且尚未落實政策，這次調動就無法繼續進行了。
在下放9年之後，在1979年，張天福終於落實政策調回福州，1980年3月1日他的退休申請得到批准，這一天他辦理了退休手續，在省農業廳門口偶遇省農科院領導趙毅，當他得知張天福已從農業廳辦好退休手續後說：你現在已從農業廳退休了，農業廳不會誤認為我挖他的牆腳了，我聘請你擔任農科院的技術顧問，你可願意接受？
張天福表示接受。趙毅與張天福告別後匆匆離去，張天福依然在路邊深感趙毅知遇之情。幾天後張天福接到一份聘書，省農科院聘請他擔任福建省茶葉研究所的顧問。這對張天福可能是一個比較適當的精神歸宿地，五十年前，張天福親手創辦了這個研究所並在此領導了福建茶葉機械化的革命性轉折，半個世紀後他又回歸到自己事業的起點處，在新的環境中延續其為之獻身的事業。
注釋
黑五類
黑五類是在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他們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屬於階級敵人（敵我矛盾）的範圍。他們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每有政治運動最先被列入整肅名單的就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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