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茶事春天
1949年，人民解放軍開始大反攻，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國統區一片風雨飄搖，經濟開始崩潰，通貨膨脹嚴重，茶場一個月發幾次薪，有一次補發的部份薪金還不夠買郵票寄一封信。國民黨政府的潰敗讓張天福認識到，舊的時代行將結束，新的歷史時期即將開啟。
武夷山是江西通向沿海地區的一條重要通道，而崇安茶廠就在這條通道的邊上。那幾天，一向清靜的山區呈現出一片混亂，大批大批的國民黨軍隊由江西方向湧來，從茶場前經過。張天福命茶場員工堅守崗位。當時茶場備有兩支手槍，張天福將手槍交給員工，讓他們守好茶場。
但瘋狂的國民黨敗軍中有人闖入茶場搶劫，由於茶場裡除了一些簡單的生產與生活設備外，並無值錢的東西，只有兩部電話還可以吸引這些敗兵的注意力，他們搶去電話後仍感到不快就將茶場辦公室、廚房給砸毀了，他們發現了一個工人王玉生的身上藏著一支手槍，要他交出來，他不肯交槍，敗兵們當即開槍將他擊傷，搶去這支槍。
當時張天福正在山裡的佛國岩制茶，得知有護場工人受傷，立即派人將他送往邵武市醫院救治。當時茶場已沒有經費來支付醫療費了，張天福讓職工將存養在山裡的一頭牛賣了一筆錢付醫療費。 7月5日，茶廠的員工又上山來向張天福報告，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過來了，一聽到這個消息，張天福感到十分的興奮，他馬上放下手中的茶，與這位報信的員工一起下山來。
張天福是第一次與人民解放軍接觸，那整齊的佇列，昂揚的士氣與嚴肅的軍紀，讓張天福耳目一新，他感動了，與員工一同燒水泡茶，請過路的解放軍官兵們喝。武夷山解放的消息傳來後，張天福想到要與新政府建立聯繫，他很快就來到崇安縣人民政府，請政府安排對茶場的接管。
幾天後，崇安縣人民政府派了五位幹部來接管茶場，其中有一位幹部名叫唐松，張天福一見到唐松就樂了，因為唐松曾在這個茶場住過，與張天福是老相識了，而唐松的母親鄭秋心就是茶場的保管員。
唐松與張天福有一段情份，幾年前，唐松還在福州三一中學讀書時，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由於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國民黨要抓他，唐松得知情報後從學校裡逃了出來，到崇安茶場來避風頭，張天福在這裡認識了他，也知道他來此的原因，就關照他的母親讓他安心住在這裡。
唐松在山裡住了一段時間，參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後來到崇安縣人民政府工作。現在見到是唐松來接管，張天福十分高興，就告訴他，整個茶場的物資財產帳本都在他母親手中，茶場的情況她都知道。後來就由鄭秋心向政府幹部辦了移交。茶場移交後，職工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工資由縣政府折成大米發放，張天福每月可以領到130斤大米。茶廠恢復了正常的生產，張天福感到十分欣慰。
八月份上旬，張天福回到福州，想與省城的主管部門取得聯繫。他瞭解到茶業現在歸省政府實業廳管轄。張天福到位於福州東街口附近的實業廳，找到劉裕民廳長，雖然他第一次拜會劉廳長，但劉裕民卻像老同事一樣接待了張天福，劉廳長說：我還沒有到武夷山之前，就已經瞭解了你們的情況，你仍然在茶場工作，由實業廳企業處來安排。
聽了劉廳長的一席話，張天福心裡湧上了一股暖流，他告別廳長後就找到企業處的畢際昌處長，畢處長告訴張天福，廳裡仍安排他領導崇安茶場，並派一位軍代表李榮華與他的助手徐恭祻駐場。這次返回福州，張天福的心情十分愉快，一是與新政府建立了聯繫，並得到政府的充分信任與安排；二是他的大兒子即將出生。
吳端宜在臨產前返回閩清娘家待產，1949年8月26日，張天福在福州辦完公務就匆匆趕赴閩清吳家，當天晚上兒子順利出生，聽到兒子響亮的啼哭聲，張天福第一次感受到為人之父的激動心情，但他在心中對妻子與兒女有一份歉疚，因為作為他的第二生命的福建茶葉事業，百廢待興，更牽掛他的心。
因此，1952、1953年當他的第二、三個兒子出生時，張天福都無法回家，當時他在何處？心情如何？面對筆者的詢問，張天福瞇上眼睛，陷入了沉思，他一邊輕聲地詢問自己：當時我在那裡？在那裡？由於年時已久，曆事繁雜，他已記不清當時自己身在何處。面對張天福，他這一生為茶而忘私情，筆者深深地感動著。
第二天，張天福就匆匆告別家人，返回崇安茶廠，準備人民政府即將到來的接收。九月，張天福被任命為福建崇安茶廠廠長。
1950年1月，張天福接到省實業廳的通知返回福州，廳裡派一位科長帶張天福去位於市中心宮巷口的省商業廳，在這裡張天福拜會了胡鐵生廳長。胡廳長告訴張天福，省委決定由他兼任中茶福建省茶葉公司經理，經研究決定調張天福回福州，幫助組建省茶葉公司。
張天福聽到這個消息，心中著實一驚，因為福州已經有幾位茶人正在籌備茶葉公司的成立工作，就問胡廳長：福州不是有人可做這項工作嗎？
聽了張天福的問題，胡廳長認真地說：我已經作了調查，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別的問題你就不要考慮了。
當晚，胡廳長請張天福在他辦公室一起吃晚餐。胡廳長請通訊員到飯店打了兩份菜、一瓶酒，與胡廳長的女兒毛毛三人一起吃飯。在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餐中，胡廳長與張天福促膝談心，從工作到家庭，從茶葉專業到業餘愛好，兩人十分投契。
這一歺便飯使張天福對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有了一個近距離的接觸與細緻的瞭解，他從胡廳長的身上瞭解到新政府高級官員的平易近人，張天福感動了，認識到可以一心一意地為共產黨的茶葉事業工作，張天福從此與胡廳長成了朋友。從這一天開始，張天福有一種天亮了的感覺。
省商業廳在院裡新建了一排平房給省茶葉公司使用，茶葉公司統管全省的茶葉內外貿工作與各地的實驗茶廠、茶廠與收購站，胡鐵生兼經理，張建華、汪傑任副經理，張天福為產制科科長，莊任為業務科科長，許裕圻為計畫科科長。
在省茶葉公司工作的三年間，張天福為福建的茶葉事業傾注了滿腔熱情，考核挑選推薦技術業務骨幹，加強生產第一線工作實力，在他的指導下，組織重建崇安茶廠，成立福安、賽岐、福鼎、建甌與政和茶廠，在各地成立茶葉採購站，招考茶葉技術幹部等。張天福有忙不完的事，他與同事們每天都要到夜裡十一點吃過宵夜才能回家。
轉眼到了1950年國慶前夕，在安排國慶的慶祝活動時，胡鐵生提議在省商業廳組織一場聯歡會，他通知張天福在聯歡會上表演一套武術，這時的張天福人到中年，又由於這幾年忙於工作，武術已有數年未好好練過了，他想推辭掉這項表演，但胡廳長不同意，他對張天福說自己在聯歡中也有節目，唱京戲的花旦，張天福看著滿面鬍鬚的胡廳長，心想他這個男扮女裝的花旦一定唱的很有趣，就答應了這個節目一起去湊個熱鬧。
張天福回到家裡找出早年練國術時穿的黑色靠服，在國慶聯歡會上表演了雙刀。這次國慶演出讓張天福煥發了青春，他主動地參加了國慶遊行隊伍中的腰鼓隊，他原本不會打腰鼓，但有一種熱情激勵著他去學習打腰鼓，他感到自己有一種感情要得到釋放，他很快就學會了腰鼓，雖然打的不好，但他在遊行隊伍中蹦蹦跳跳地打著腰鼓時，他開心極了，這是一種久違了的快樂心情。由於他的積極參加國慶慶典，在商業廳的海報中，張天福獲得了表揚。
從福州解放以來到1952年，茶葉的生產、製造與貿易一直由茶葉公司負責，而農業廳卻一直未插手茶葉工作，這在農業部門與社會上引起了不少意見，因此福建省委決定農業廳重新接手茶的種植與生產管理工作，當時農業廳沒有茶葉專業人員，就向省商業廳提出調用張天福，但商業廳不同意。農業廳調人的主意已定，就給省政府打了一份報告，這份調用張天福的報告送到了陳辛仁副省長的手中，副省長批復同意，三個月後商業廳只好同意張天福調出。
1952年10月1日，張天福到省農業廳報到，在當天的會歺中，有一批從各縣抽調上來的技術幹部與幾位剛從農學院畢業的學生參加。第二天茶葉改進處宣佈成立，新任處長是原南平地區專員武彥榮，張天福任產制技術科科長，武彥榮在張天福的幫助下，將這個處的工作做的有聲有色，武處長對張天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一次出差杭州時，武彥榮對張天福說願意介紹他參加共產黨，張天福表示會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
不久後，因武彥榮調往上海市招商局擔任領導工作，這個問題就不再提起了。但張天福與武彥榮的友誼一直保留下來，張天福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去拜訪武彥榮，武彥榮要留張天福吃飯，兩人就在機關門前的小飯店裡吃一碗排骨面，這讓張天福對武彥榮有了一個認識：簡樸謙和、平易近人。
918揉茶機，這一台傾注了張天福心血的設備，一直到了1953年才得到推廣使用，在這之前，福建廣大茶區制茶依然沿用腳力揉茶，但張天福意識到如果再不改變這種落後的製作方式，最終一定會影響福建茶葉的發展，他找胡鐵生廳長彙報了自已的想法，得到胡廳長的支持，決定先做二台在福州茶廠試用。一台機器的轉動部分為鐵制，另一台機器的轉動部份依然用木制，木制的一台由福州塔亭的木工黃幼深加工，黃幼深多年跟隨張天福在武夷山茶廠、協和大學做木工，解放後在福州假肢廠作領班。由於黃幼深熟悉這台機器的製作，因此又將他借來幫助工作。
樣機製成後，胡廳長請了省委秘書長石瑛一起到福州茶廠看這兩台機器的揉青試運行，石瑛十分滿意，同意由政府補貼部分經費，向茶區推廣，於是張天福組織工人趕制了100台，其中鐵軸的10台，其餘均為木軸的，木軸的每台定價廿元，隨後又降低到十元賣給各產茶縣的農民。
由於茶區改變了生產方式，這一年起福建紅茶品質明顯提高，也大大地降低了茶農的勞動強度，這批機器被正式命名為“五三型揉茶機”，福建省在紅茶生產使用機器獲得成功後，第二年在烏龍茶與綠茶生產的殺青工序也著手推廣使用機器，由於五三型揉茶機的桶比較大，適用於紅茶初制，而烏龍茶與綠茶的生產批量小，五三型揉茶機不適用，就改為小桶的“五四型揉茶機”推廣使用，極大地改進了茶葉生產水準和茶葉的品質。
1955年福建省農業廳成立特產處，副廳長謝畢真兼任處長，張天福任副處長主持業務工作。
解放以來，福建省的茶葉生產獲得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1955年已墾複和新辟茶園16．4萬多畝，比解放初期(1949年)擴大茶園面積59%，茶葉品質也有顯著提高。如果對於早期福建的茶業沒有瞭解與對比的話，人們對當時的茶業生產水準是會滿足的。
但是，張天福經歷了近代福建茶業史上的一個比較好的時代，所以，他認為當時茶業經濟的恢復速度還是極其緩慢的，因為，當時的茶產量只及抗日戰爭前(1936年)的43％。他在這年的一次廣播講話中指出，茶業生產的現狀和國家工業建設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國內外市場的日益擴大的情況是不相適應的，如不對茶葉生產早作安排，供求的緊張情況勢將愈趨嚴重。
在這幾年中，張天福走遍福建省各個產區，他發現本省茶葉生產恢復緩慢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解放前夕兵荒馬亂，許多茶園的茶樹連根挖掉，剩下的大部分是荒蕪的茶園和衰老的茶樹，所以不容易恢復。
解放幾年來，政府對茶葉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設收購站收購毛茶，發放墾辟茶園貸款，設立茶業指導機構，召開茶農代表大會，舉辦茶業技術員訓練班以及改進技術、推廣新式工具等，經過了各級幹部努力和廣大茶農辛勤勞動，茶葉生產獲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由於這一個時期國內外市場茶葉市場不斷擴大，而生產管理部門對茶葉需要日益增長的情況估計不足，在生產方針上搖擺不定、缺乏長遠計畫；在價格政策上也缺乏積極扶植茶業生產的精神，收購標準茶樣有的規定偏高，脫離目前實際生產水準；並且在收購過程中，產生茶葉評級不準確、手續繁多等現象，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影響了茶農生產積極性。
因此，張天福代表省農業廳提出今後的茶葉生產，應開展互助合作，大力恢復和發展茶葉生產的方針。在茶葉主產區，必須積極整理現有茶園，擴大茶園面積，繼續改進栽培初制技術，以達到迅速增加茶葉產量和提高品質的目的。一般茶區則應加強現有茶園的管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改進品質，並墾複茶園，適當擴大茶園面積、依靠和促進茶區互助合作的發展。
張天福是現代農業生產模式的提倡者，他宣導生產的組織化與規模化，在過去的二十年前就力主用機械化生產來改造小農經濟的手工勞動，因此，他提出茶業生產必須與農業一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走合作化道路。而且各地成立互助合作社的事實證明，可以為茶業生產解決勞力矛盾、改進技術、提高品質、以增加茶農收入。
他向全省茶區推薦了一些成功的合作組織的例子，如福安孟洋鄉繆神水聯合制茶組，每擔毛茶只花8.38個工，而該鄉個體茶農每擔毛茶要花18.73個工，這樣全組1443斤毛茶，就可節省148個工，如按當地每工七角計算，便可節省103.8元，同時因組織起來，全組的春耕生產也搞得很好，提早完成了犁田翻土、做秧、選種等工作。古田大甲鄉彭厝裡村聯合制茶組每制一擔毛茶比沒有組織起來時可節省7個工、柴20斤、炭60斤、燈油12兩，同時因改進技術，提高品質，每擔平均69元，比個體茶農可多賣15元。
又據安溪藍二鄉春茶統計，團結農茶業生產合作社茶葉生產比前一年同期增產47％；互助組平均增產25％，個體茶農平均增產15％。這些由互助合作所顯示出來的優越性，大大鼓舞了茶農生產情緒，對今後進一步發展提高茶業互助合作組織和搞好茶業生產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組織茶業生產的工作中，張天福早年的茶業管理經歷使他認識到，互助組應切實做好合理分工、排工，務使農茶兩不誤，要及時的結帳分款，防止帳目差錯。採茶一定要評青分等，茶山遠的和夏秋茶因天氣熱、茶量少的都要予以適當照顧，這樣才能提高茶葉品質和採制工的積極性。
要求各茶區在原互助基礎上，再大力發動茶農參加各類型的互助組，使農業茶業生產相結合，做到合理的分工、分業，專人負責制。在評工記分上可採取定質定量計工或按件工的辦法，同時可訂立獎勵辦法，以鼓勵制茶技術人員制好茶。夏、秋茶時，因茶少、工忙，應有組織有領導的組織合併為大組，不能讓其自流散夥。張天福的現代茶業管理思想，為這一時期的茶葉生產起到了把握方向，引領發展的作用。
福建茶葉生產歷史久，但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山區茶農因為經濟落後，稅賦重，茶園管理無力，雖然解放後茶葉生產實行統一管理，但在廣大茶區，當地領導與茶農並不能從思想上認識科學種茶的意義，廣大茶區出現了只抓產制茶葉，輕視茶樹管理的普遍現象，加速了大批茶樹生長衰退、衰老的茶園出現，這對福建茶葉生產與發展十分不利，因此張天福認為有必要在全省茶區推動對舊茶園的改造，按當時的情況，推行對茶樹的台刈是一項切合實際的做法，即保持原品種的優勢，又減少投入。
當時只有福鼎、安溪、寧德等幾個地區做了這項工作，而絕大多數茶區對此缺乏認識，張天福呼籲通過典型示範，提倡分年、分片的台刈方法，由點到面地開展這一工作。他要求各地農業社、互助組應訂出臺刈計畫並帶動個體茶農，乘首春茶采後是最好的台刈時期，普遍發動。
對於不少茶區不重視中耕施肥的問題，張天福也大力呼籲，指出這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於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福建的廣大茶區，除了一部分納入省茶業管理局系統的茶廠、茶廠管轄的茶區外，大量茶山、茶園由各地茶農自種自管，但小農經濟低下的管理水準與時局的動盪，使茶農無力為茶樹進行有效的養護和管理，而這種習以為常的粗放生產的觀念又對當前的茶葉生產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張天福提出了要重視中耕施肥的問題，每年要中耕二至四次，除去野草並使土壤鬆軟，以充分吸收養分和水分，促進茶樹生長。他要求各地在首春茶後在茶園進行淺耕，可以收到防旱的效果。
每年春秋兩季施肥對當年的增產與否有決定的意義。他以安溪萍州鄉豐產戶張邊為例，由於其茶園重視施肥，畝產量達288斤。進而指出當時福建省一般茶園，每畝產量只有30-40斤，多的也不過70-80斤，和豐產戶比較相差很大，可見本省茶葉的增產潛力是很大的。因此，他呼籲各地政府要做好宣傳工作，號召茶農從首春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購買肥料投入再生產，農業合作社與生產小組要積極帶頭回應施肥增產的號召。
張天福長期擔任福建省茶業生產管理和技術指導工作，對福建省的茶業資源瞭若指掌，他瞭解本省尚有很多的荒蕪茶園和荒山可以墾辟為新茶園，以當時16個茶葉主產縣的現有茶園面積來看，只占非耕地面積1.01％，再擴大幾倍是完全有條件的。因此呼籲各地組織力量墾辟新茶園。要選擇條件好的先開，坡度大的要築成梯層，開好排水溝。茶是“一年種百年生”的生物，種下去後就不容易改變，寧可在開闢茶園時多花點工，以免日後長期受損失，反而不合算。
他提出新茶園應採用條植法，就是一行一行的種植，廢棄傳統的一叢一叢的種植法。要選擇好茶種品種，紅、綠茶區可推廣政和、福鼎產量高、品質好的大白茶品種，烏龍茶區可多種鐵觀音、奇蘭、水仙等優良品種。
改進採制技術，提高茶葉品質是張天福在這一段時間裡關注的重點。由於當時國內外茶葉市場需求增加，而省內產量有限，出現了多采粗制的趨勢，對茶葉的持續發展不利。張天福提出採摘和初制是關係茶葉品質好壞的決定性環節，提倡“及時采，分批采，留魚葉采，有條件地區推行留葉采”的合理採摘法。
張天福以實際事例闡述了管理與生產的辯證關係，如福安茶業試驗站有一片茶園，去年由於合理採摘，結合一系列的合理管理，全年可採摘茶葉25次，每畝產毛茶219斤，這種經驗是可以推廣介紹的。此外他提出應根據不同茶類按不同採摘標準采，綠茶、紅茶一芽二、三葉，烏龍茶三葉，外銷紅茶要多制高級茶，內銷綠茶可多制中級茶。
福建茶區多分佈在山區，這些經濟物區般缺乏糧食肥料與勞力，特別是制茶時花工大，又有強烈的季節性，因此勞力和糧食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有些茶區因糧食統銷工作沒有搞好，使茶業生產受到一定的影響。
張天福提出積極發展互助組織，提倡集體採制，並組織郊區勞力協助解決外，必須做好改進茶區的糧食、肥料、工具和種苗等生產、生活資料的供應工作；茶葉生產所需要的肥料，主要是依靠多積農家肥料來解決，但有條件地區也要堅決貫徹商品肥料優先供應經濟作物產區的方針，這樣增產才有保證。凡生產資金短缺的，應及時發放茶業貸款，予以扶助。
前蘇聯是茶葉消費大國，也是茶葉生產國。為瞭解我國茶葉的產制經驗，蘇聯政府於1952年10月派出茶葉專家貝科夫（茶師、1946－1949年曾來華接收銷蘇茶葉）、哈利巴伐（制茶師）等4人來華考察。
此次蘇聯茶葉專家來華，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由國家貿易部和農業部聯合接待。當時，國家的茶葉業務由吳覺農（任農業部副部長兼任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主管，農業部指派中國茶葉總公司胡浩川、總技師並王鬱風、孫正與沈其鑄參加，全程陪同蘇聯茶葉專家赴七個省的茶區實地考察。蘇聯專家組在考察浙江茶區後，就到了福建省。
福建省政府十分重視這些蘇聯專家的來訪，決定派出福建省茶葉界最強的專家陣容，由張天福等人參加接待，由於那時入閩的火車尚未開通，交通不便，福建省政府派車到江西省上鐃火車站迎接蘇聯客人。
汽車越過分水嶺進入福建省境，就是武夷山茶區，武夷山是我國紅茶的發源地，正山小種紅茶舉世聞名，能至此考查，蘇聯專家十分興奮。張天福等人帶領蘇聯專家考察了各個產茶的岩頭、觀賞山水風光、給蘇聯專家講中國茶的歷史、參觀茶樹、分辨名叢、觀看茶葉的採制過程、品評茶韻、欣賞大紅袍和參觀崇安茶葉實驗場。由張天福、莊任、高章煥等茶師一一解答蘇聯專家提出的各種問題，蘇聯專家十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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