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復興茶葉
1941年三月，中國茶葉研究所在四川省衢州市成立，為了在抗戰勝利後擴大茶葉的生產，中國茶葉研究所向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與中國茶葉公司提出一套茶樹更新方案，要求主管部門撥出專款在主要茶區進行茶樹更新的工作，而財政部貿易委員會也正為抗戰時期大批農業科技人員留滯在陪都重慶無所事事而大傷腦筋，決定成立茶葉、桐油與蠶絲三個研究所來安置這些人員並發揮其作用。因此，財政部貿易委員會決定將中國茶葉研究所遷往崇安，利用福建示範茶廠的基礎與技術條件重新組建。
1942年下半年的一天，經濟部副部長潘宜之、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吳覺農與張天福來到南平市的中南旅行社召開一個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潘宜之宣佈了中央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的一個決定，在武夷山設立中國茶葉研究所，地點就選在福建示範茶廠，由吳覺農任所長，劉建緒主席徵求張天福的意見，請他改任福建省茶葉管理局局長。
這個變更來的十分突然，張天福沒有思想準備，作為政府委派的技術官員他必須接受政府的這個決定，將他三年來付出心血的福建示範茶廠移交給吳覺農改辦中國茶葉研究所，但他沒有接受新的職務安排。
協和大學林景潤校長得知張天福職務變更的情況，請他回協和大學教書。收到林校長的信件，張天福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他立即決定接受這個聘任，前往協和大學所在地邵武市，此時，蘇皖技術專業學校茶葉科也併入設在永安的福建省農學院。
1942年底張天福再度受聘於協和大學，歷任副教授、教授並兼附屬高級農校校長二年，因原校長陳錦盤去廈門大學教書職位空出；在此期間他集中精力總結在福安與崇安多年的生產實踐經驗．編寫茶葉栽培、製造教材，組織學生參加各種茶事活動。張天福這次回到協和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在協和大學教學工作之外，張天福重新審視了他在幾年前推出的918揉茶機。張天福認真分析了這台設備在實際生產中的優缺點，不斷加以試驗研究，使之逐步完善定型，張天福不斷地進行改進，最初是一機雙桶，後改為方型的一桶，由單動的再改為揉桶與揉盤雙動的。
張天福在1945年協和大學農報第七卷第一期上刊出了一篇題為“918揉茶機之構造與用法”的論文，將其構造圖樣及用法公之於眾，說明希望能就正于高明，張天福在論文中表示歡迎有興趣者仿製採用，並希望採用者能將使用經過情形回饋給他，作為日後改進的參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完整地描述了918揉茶機的特點：
張天福開宗明義地指出：在茶葉生產中使用機器能提高產品的品質，他指出在當時的茶葉生產，由於延續了傳統的生產技藝，在茶葉的揉撚工序中，使用赤足踏踩的揉撚方法，這個生產過程既不衛生而且損壞茶葉的品質。而使用機器揉撚茶葉，是一條最佳的途徑。機器揉撚可以獲得緊卷美觀的茶葉條索，又因為不會流失茶汁，所以提高了品質，降低生產成本、減少勞動力的投入，從而增加了茶葉的價格。
節省人力是採用機器生產的重要因素。張天福分析說：以人力揉茶，每天一個工人僅揉50斤，若使用此機器，每小時就可揉茶20斤，一天以工作10小時計，可以揉茶200斤。一台機器由二個工人操縱，等於每天每人揉茶100斤。因此，用機器揉茶與人工揉茶相比效率提高了一倍。
張天福長期在農村工作，對茶農的生產與生活條件瞭若指掌，由於廣大茶農在經濟上的貧困，就是他們有心想使用機器制茶，也買不起各種機器，張天福知道茶農們需要一種經濟耐用的機器，而張天福的918揉茶機在1940年每台只賣50元，至少可用十年，每年折舊及利息僅五至六元，這個開銷是茶農能夠承受的。
而且918揉茶機構造簡單，生產容易，這台機器上只有使用於傳動的少部份鋼鐵構件必須由工廠製造外，多數的木件部份，農村的木匠可照樣仿造。同時它的用法十分簡單，只要按說明去操作，便可運用自如。張天福在崇安示範茶廠時曾生產了數十台，在一些茶廠試用，由於這台機器確有其優勢，逐步為茶業所接受，並得到逐步推廣與改進。作為設計者，張天福公開技術，放棄專利，他所希望的是這種機器能為民間所接受，為社會謀利，為國家爭光。
在協和大學工作期間，學校寬鬆的教學與生活節奏使得張天福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當時我國的抗日戰爭已進入後期，日本軍隊開始敗退，這給了有心於振興中國經濟的有識之士以極大的鼓舞。張天福正在思索著戰後茶業建設的問題。1945年10月他在明志學社叢書《戰後建設》一書中發表了一篇題為“戰後茶業建設”的文章，系統地闡述了中國茶業經濟的發展前景。
張天福提出：茶為我國主要特產，也是國際貿易輸出的大宗產品。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裡，中國是世界茶葉市場的主要供應國，在當年出產的600餘萬市擔茶葉中，約20％輸出國外，國內消費占80%。輸出數量最多時，達200萬擔，輸出值最多時，達8600餘萬元。
國內茶葉產地遍及19個省，500餘縣。賴茶為生者，包括農工商三種企業，人數達300餘萬人，其中以茶農居多，占80%，以茶為副業者，尚未計算在內。這一組數字表明，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家中，茶葉經濟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使張天福看到復興茶業給國家帶來的收益。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茶葉由政府統一管理，政府將茶葉作為與外國交換軍火及取得外匯的重要物資，如1938年和蘇聯訂立1200萬元的貿易額，其中茶葉占了1000萬元，其他各類貨品如牛羊皮，豬鬃及桐油，僅占160餘萬元。因此，張天福認為茶葉不但與國計民生有關，而且與政治國防關係重大。
抗戰初期，政府以茶葉充實戰時經濟，促進後方生產，茶葉生產一度獲得發展。但是這個令人振奮的局面很快就過去了，香港淪陷，海口被日軍封鎖，茶葉外貿日益困難，奄奄待斃的中國茶業進一步受嚴重打擊。
雖然中國茶業因戰事而遭遇困難，但由於中國軍民的抗日戰爭不斷給日本侵略者以打擊，戰爭局勢出現轉機，這對張天福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他看到中國人民贏得戰爭勝利的結局就會到來，這促使他進一步考慮中國茶業的未來，提出戰後茶業建設的方針：
茶業的盛衰關係國計民生至钜，戰後我國茶業建設，自應從早確定方針，以資依據。我國過去對茶政之設施，尚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即有局部枝節的措施，亦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一面亦因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在整個茶業生產過程中，技術與社會的全部問題，無法調整，致整個方針，無從實現。
今則隨抗戰勝利及平等新約的訂立，使阻撓生產改進的社會勢力失去作用，同時脫離了帝國主義的附庸，獲得經濟獨立自主的地位。處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吾人惟有遵奉孫中山計劃經濟生產的遺教，作為我國戰後茶業建設方針的依據。
張天福是孫中山“計劃經濟”理論的追隨者，這個理論提出“將全國的各種產業，不論公營或私營，都在國家統制之下，由國家制定各種通盤的、統一的、精密的計畫，以為全國經濟建設進行的方針，務使生產與需要二者適相符合，不致浪費或不足。換言之，乃用國家的力量，調劑生產，控制市場，使供需相應，以達到民生問題的解決為目的。”
據此，張天福提出應在我國茶業實行計劃經濟管理，以集中整個行業的力量，為我國從戰爭後百廢待興的狀態走出來做出貢獻。他認為我國戰後茶業建設的方針，應有下列的措施：
1、確定茶葉貿易政策：
張天福認為對外茶葉貿易在發展戰後社會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是國際上重要的產茶國，由於中國地大業廣，雖經戰爭但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茶葉產量，當時世界上需要茶葉的各個國家，大多數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友邦關係，而且在抗日戰爭中並肩作戰，榮辱與共，與此同時，中國建設所需的工業器材主要使用茶葉向西方國家交換，因此，茶葉將成為戰後國際經濟合作中最重要的部份。
張天福對我國當時外銷茶葉中紅茶、綠茶、烏龍茶與磚茶的銷售趨勢做出估計：
紅茶以蘇聯為主，美英次之；
綠茶以北非為主，美國、蘇聯，加拿大以及東歐各國次之；
烏龍茶以南洋各國為主，美國次之；
磚茶以蘇聯為主；花茶以美國為主。
因此張天福提出對外茶葉貿易的政策應有：
A．外銷茶由政府統制，辦理統購統銷。
B、把握對外自主直接貿易，發展國茶原有市場。
C、開拓國茶新市場。
D、強化國茶對外宣傳機構。
2、加強對內茶葉貿易的管理
雖然在我國茶業管理上，張天福提倡統一的“計劃經濟”，但他從我國茶葉生產的特點與茶葉特性出發，提出應做到“統中有分，分中有統”。
張天福從研究中國茶政史入手，提出我國茶葉經營管理從唐代至元代的六百年間，稅茶、貢茶、榷茶(即茶葉專買)及自由買賣等方式不斷交替出現，政策隨朝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並無固定的模式。他特別提出政府應注意保護民眾的利益，舉例古代在實行茶葉專賣的榷茶制時，集中體現了國家的利益與意志，凡私販茶葉一斤者，受杖刑一百，二十斤以上者，受死刑（棄市），雖有此嚴刑峻法，但“其利至博誡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自若也”，因為民間的利益是一個現實的存在。
從宋代開始以茶葉交易塞外良馬，兼顧官民利益，合併買馬榷茶為茶馬司，開始對外貿易的以貨易貨。自明開始到當時的五百餘年間，茶政漸趨穩定，因為採用了徵稅制度。張天福認為由於茶葉生產過於分散；而且成品易於黴壞，不完全適合於專賣，唐宋元各代榷茶政策所以屢行屢廢，也是有這方面原因的。
在參考以往茶政及當時國內茶業實際情形後，張天福提出對內茶葉貿易，應有如下政策：
A、內銷茶由政府加以管理，使產制得可與外銷茶相配合。
B、內銷茶完納國稅，准許商人自由貿易並由政府從而扶助其發展
C、邊銷茶應歸國營，或官商合營，其假手外人轉銷新疆蒙古西藏之邊銷磚茶，應收回辦理直接貿易。
D、僑銷茶以商人巳有其靈活之銷售機構。應與一般之內銷茶同，“完稅後准其自由貿易，”並予以獎掖，使其有利發展。
3、建立茶業完整組織
我國茶業之衰落，以缺乏健全完整之組織，亦為其最大原因，致茶葉之產制運銷互相脫節，不發生聯繫，一任中間商人及洋行從中操縱剝削…”戰後我國茶業須有產制運銷一元化之完整組織。在人民方面，因應促成自產自製自運自銷的合作專業組織，尤須與政府方面的茶業機構密切配合，方能靈活運用，藉以發揮最大的力量。茲分述之：
(1)茶農為茶業組織中基層份子，負有產制的重要使命，其技術之良窺，經濟之盈絀，經營制度之合理與否，均足以影響整個茶業。故組織茶農，成立產制運銷各種合作社，固為建立茶業合中最基本的工作，亦乃解放半世紀以來被壓迫的茶農的途徑。茶農有了合作組織，不但人人得可享受利益，不為少數人所操縱，且技術改良易於收效；政府貸款亦有對象，此不僅符合我國國情及專業化經營之原則，均可得兩全其美。
(2)公營茶廠之產生，為現階段茶業組織中一大轉變，應由國營茶葉專業機構，或各省設立之。此國家經營的茶廠與合作社利害上非但不衝突且能互相持攜，息息相關。
1940年張天福76歲的父親病重，他因為忙於工作未能趕回福州侍奉，當老人病危的電報傳來後，張天福才放下手中的工作趕赴福州，希望能見最後的一面，由於交通不便，這一路他趕了二天二夜，當他回到家裡，父親巳辭世入棺，父親出殯時，張天福僅率全家送葬，而未驚動上級與親友同事。
辦完喪事，主管長官聽說已經出葬，吃了一驚，他告訴張天福，廳裡知道他父親病重，原希望張天福在老人家辭世時能先給廳裡打個招呼，由政府出面辦一個隆重的葬禮。張天福對長官的關心表示了深切的感謝，解釋說因父親一生簡樸，不希望驚動大家，故而葬禮就遵囑簡辦了。
抗戰勝利後，中央政府派陳儀前去臺灣省接收，張天福得知此事後就給陳儀一個電報，希望追隨陳儀去臺灣。但不久就接到農業部部長周貽春的親筆信，周部長通知張天福，由於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解散，崇安的中國茶葉研究所也停辦了，農業部委任他為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重返崇安，接收吳覺農的中央茶葉研究所，改名為中央茶葉實驗場。同時張天福要求派中國茶葉研究所技正李聯標來協助工作，得到批准。
張天福再次告別協和大學回到離別四年的崇安。
張天福回到茶場時，已與數年前創辦茶廠的情形大不相同，由於抗戰時的經濟困難，而且通貨膨脹來臨，少量的經費已辦不成什麼事了，他只能對茶場起個守護的作用，發展無從談起。但作為一個茶人，他仍可以在高山茶園認真做茶，專心研究武夷岩茶。張天福這一年36歲，仍是一個單身漢，前十多年裡他埋頭於茶業工作中，心無旁篤，從未考慮過成家的事，雖然老父母多次催促。
在崇安茶場工作期間，張天福見到了協和大學校友、南平中學校長吳其端，吳其端在請張天福吃飯時談起自己的哥哥吳其玉是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留美的法學博士，妹妹吳端宜是福州協和醫院護士學校校長，時年32歲，仍待字閨中。當吳其端瞭解到張天福仍獨身時，就為他與妹妹做了月下老人。這一開始，倆人一個在崇安，一個在福州，加上當時交通不便，見面還真不易。
然而，事情有了一個大轉機，1946年，元月張天福接到在福建省政府工作的摯友林一的電報，說政府方面有要事請他返榕商議，晤面時才知是省農業改進處處長宋增榘辭職去臺灣將近一年,而這個空缺尚未物色到繼任人選。林一向省建設廳廳長朱代傑推薦由張天福出任農業改進處處長一職，朱代傑同意後並得到劉建緒省主席批准，這才將張天福從崇安招了下來。
張天福並無意於官場，但也不好直截了當地拒絕，因此表示在中央茶葉實驗場的職務是農業部委任的，無法辭去。但省政府有意挽留張天福，經省主席劉建緒面允,用兼職的名義向中央茶葉實驗場借用張天福三個月，因此，張天福每三個月就向福建省政府提出辭職,一直拖到當年底由張天福介紹省農事試驗場長鄭庚接任後，張天福才得以離開。
這一段時間，張天福兼任處長回到福州，這就有時間考慮結婚成家的事了，在與吳端宜接觸了一段時間後，雙方有深入的瞭解，不久他倆登記結婚了。張天福的婚事辦得十分簡單，沒有舉辦酒席，只是在倉前山的基督教牧師楊昌棟的小別墅裡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婚禮儀式。出席婚禮儀式的只有十多位雙方的親友，婚禮儀式後一起吃了一桌喜酒。
婚後他們與老母親一起居住在福州道山路的寓所中，這座寓所是老母親在數年前購置的，是福州典型的民居，有天井、廳堂與數間房，張天福在此度過了他前半生中少有的一段家庭生活。但是不久之後，張天福又要告別妻子返回崇安茶場。此後的一年多裡，又是聚少離多的兩地分居生活。張天福偏居於高山，少問世事家事，一心事茶，到了1948年，大女兒出生後，吳端宜辭去協和護士學校校長之職，到崇安茶場出任駐場醫生。
注釋
潘宜之
（1893－1945）字祖義，畢業于南京陸軍測繪學校，又入保定軍校第三期，因病輟學。1923年，任福建民軍總司令張貞的參謀長。1926年北伐軍興，白崇禧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時，潘任總部秘書處中校秘書，頗得白賞識。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克南昌，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選任潘為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兼辦公廳主任。東路軍克淞滬後兼《中央日報》社長，後出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34年6月，蔣桂重新妥協，潘晉升為中將。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李宗仁到前線，任第五戰區司令部長官部秘書長兼抗敵青年軍團教育長。國民政府遷重慶後，1939年8月調任經濟部常務次長，兼中國茶葉公司董事長。1943年４月調任交通部常務次長。1945年被勒令"自行辭卻"改任行政院參事。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發表潘為救濟總署廣西分署署長。他對降格使用十分憤慨，於 1945年9月9日服安眠藥自殺。
劉建緒
（1892-1978）字恢先。仙霞清安鋪人。民國初，入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科。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三十五軍副軍長兼師長。“馬日事變”後，隨何鍵投靠蔣介石。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戰役，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抗戰勝利後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逐步傾向開明，蔣介石政權垮臺前辭職回湘，後攜家眷赴香港。1951年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死于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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