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時中國茶葉發展重心南移,漳州茶葉生產明顯地活躍和發展起來。
元代漳州地區沒有修過地方誌,在後代所修的地方誌中,有關元代的記載均極為簡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誌的高潮。漳州地區各縣的縣誌也是從明代開始修纂的，有關茶葉的記載也豐富了許多。元朝中葉現長泰縣枋洋鄉青陽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農遷居到這裡的陳嶺，在觀音山從事耕墾，至明朝宣德以後，青陽人丁興旺，與安溪通婚結親，茶樹栽培和茶葉製作技術日益提高，所產茶葉品質甚佳。
明末進士阮夢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讚歎漳州茶葉：“近時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標名異”。阮文錫的《安溪茶歌》中亦有“爾來武夷漳人制”的說法。茶農生產的茶葉不僅供民間自飲，而且被列入貢品。
正德年間貢“葉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間年貢“葉茶400斤，芽茶511斤。（萬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縣誌》載述：嘉靖年間，南靖縣茶葉已定列為貢品，曾進貢茶五十五斤九兩三錢，菜茶六十斤九兩九錢。當時南坑村有茶園三十畝，年產三十擔，茶樹為本地野生紅芽和白芽菜茶，號稱“清明茶”,在《長泰縣誌》《龍溪縣誌》等也均有進貢茶葉的記載。
明末龍溪縣名士陳正學的《石晶泉歌》（載《平和縣誌》）有“茶香隱為蘭蕙，頓覺雲生欲軒翥”。可見當時的茶葉已頗有名氣，同而促進茶葉的種植。明末年間林太師（雲肖人氏，明末太師）在現雲肖莆美鄉一個岩洞周圍種茶，當時人們稱“白茶”，而後稱“武夷茶”。
面積約十畝，今雖荒蕪，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師分廟”二間廟宇，有“白雲通道”石碑等遺址。明太常寺卿陸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詩句：“寺古多荒瓦，憎貧只薦茶”和天啟進士沈起津游詔安九侯山詩句“香爐煙透雲眼裡，霧鎖茶園望海台”。不僅說明內山峰產茶.沿海地區也種植成片茶園。時茶葉貿易也漸興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購茶。
明中葉海澄月港繼泉州港之後成為福建外貿大港。據《海澄縣誌》載,明中葉從海澄月港出口的茶葉年銷售上百噸,最多一年達三百噸,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龍溪縣龍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鄉上洋茶遠銷緬甸,平和的奇蘭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龍溪北門茶葉行業也陸續興起。
清代以來，閩南烏龍茶蓬勃興起。龍海縣的玳瑁山此時也名傳四方。傳說乾隆皇帝下江南遊覽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錦還鄉,皇帝詢問蔡新此處有何名茶,寺廟和著名特產,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詩：
“玳瑁名山迎帝臨,滴水龍泉高峰頂,金仙岩邊有八景,萬畝茶園萬擔銀”。
乾隆上山品嘗後,隨手寫了可供朝廷享用。從此玳瑁茶流傳四方。此時種茶自飲也遍及偏僻鄉村,嘉慶間歲貢生謝生鶴（詔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詩（載《雪溪詩抄》）：“落葉供飲飯，清風催煮茶”。
乾隆間詔安拔貢生葉觀論《家屬即事》詩：
“野茶堪破門,何事餉紅了,隨意六七碗,透骨複通靈”。
隨著茶飲的普及.品茗之風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藝聞名遐邇。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縣彭光鬥路過漳州時,就親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說：“罷後去省,道過龍溪,邂逅竹園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爐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閩三載,只領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鬥《閩瑣記》）。時至今日,烏龍茶功夫茶藝還在粵東及漳州詔安.雲霄等沿海各縣廣為流行,在中國茶文化茶藝舞臺佔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葉聲譽鵲起。光緒年間，漳州市里有號稱“百年老鋪”的奇苑、瑞苑等茶莊開業。由於漳州比鄰茶葉需求量大的廣東省，又靠近貿易港口城市廈門。
茶葉內銷出口具備良好的條件，因而貿易居全省之冠。隨著茶葉生產的發展，行商經營茶葉的店鋪也陸續開張，其中不乏大茶莊與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聯繫或直接在外開設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張源美、榮勝、裕美等茶莊。
他們不僅在漳州開業，而且在廈門設立分莊，茶葉出口東南亞等國。年銷量據當時記載：光緒二十年前約360擔，光緒二十年約1200擔，光緒末年約1800擔，民國初期至抗日前夕為2000擔至6000擔。它的來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長泰、平和、雲霄等地。如長泰縣青陽田尖、雲霄縣白雲岩、龍海金仙岩。民國初期，平和、詔安、長泰、華安等縣已有成片茶園，其餘各縣山區也有零星種植。
民國時期是一個多事之秋，中國內亂紛爭，又經受了長達8年之久的抗日戰爭。戰事不斷，烽火連天，發展生產談何容易，因而漳州茶葉開始從興盛走向衰落。當時，漳州尚無茶葉精製廠，所產茶葉大都聘請制茶師傅製成毛茶後，由茶商精選加工後運銷外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烏龍茶主要外銷口岸--廈門、汕頭相繼淪陷，海關緊閉，水路斷絕。外運阻塞，茶葉無從出口。國民黨政府對茶葉實行統制，苛捐重稅，經濟蕭條，物價暴漲。茶農生活維艱，不少茶廠倒閉，茶園成片荒蕪，產量逐年下降，茶葉生產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園面積6775畝，總產99噸，比1937年減產65%。漳州茶鄉人民背著民國時期的創傷和缺憾，也帶著對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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